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讲述了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1】
【摘 要】 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提高其实践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法学教育中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缺失或偏差，不利于法律方法教育与实践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为此需要通过法律方法类课程的增设，以及教学方法和考试内容及方式的改革来促进法律方法的教育。
【关键词】 法律方法;法学教育;法律思维;法律实践
一、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1、培养法律职业思维
所谓法律方法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1]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中外的许多法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随着法律的日益形式化和理性化，法律方法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职业方法，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因此法律方法的传授和培养当然地成为了法学教育的核心。
法律方法的传授及其素养的形成制约着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对评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4]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在英国，法律方法很多年来一直构成英国法学院法律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法律教育一方面继受了英国的教育传统，二战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法律方法教学由分散化到集中化，由重视判例推理、法律写作到关注律师技能培养的发展历程。
而在大陆法系，自德国的萨维尼开创了法律方法之近代传统以来，又涌现了拉伦茨、恩吉施等大批以研究法律方法著称的现代法学家，法律方法也逐渐扩展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阵营，法学教育也把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作为重要的目标。
2、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法律的适用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从规范到事实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这种缺陷有时表现为由于立法者无法预见法律适用中的各种可能性，导致个案中的‘正义’无法实现;有时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范日渐陈腐，从而导致‘正义’落空。
有时表现为由于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法律规范在适用中歧义丛生，无法实现立法者所预期的‘正义’，等等。”[5]法律职业者在法律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证据的收集和梳理，以及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多次的目光的流连往返，最后给出一个相对公正和妥当的结论。
法律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认定事实，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在法律与个案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
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
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
第四，法律方法是保障法律自治的手段。[6]
二、法律方法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缺失
1、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缺位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于确保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有序和能力的全面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等知识的灌输视为教学的主要活动和任务，司_理学、法律方法论这样一些职业必修课至今在绝大多数法学院中还没有一席之地，法律诊所的课程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普遍展开。
在教学内容上，知识和原理的传授构成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内容，存在对于法律方法的诸多忽略，如“忽视如何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忽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忽视法律思维的训练，忽视宏观正义与微观或个案正义的关系，等等。
法律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
从抽象的正义到个案的具体正义，从普适性的法律规范到具体事实中的行为规范和法律结论都需要艰巨的创造性努力。
这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最具有挑战性和最令人陶醉的工作。
但是，法学院培养方案中并没有多少课程致力于这种能力的训练和培育。”[7]这种状况与法学本身的实践品格和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2、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教条化
与教学内容中过于注重对抽象理论及法条知识的传授相对应，法学教学中普遍采用“填鸭式”的讲授方式，或者注重于对抽象理论的阐述和议论，或者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概念和内容注释讲解，虽然有时为加深对概念、原理、规范的理解，也会参考一些案例，但远不足以适应对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方法运用能力培养的需要。
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会被动地记住一些法条或教条化的理论观点，但没有真正领悟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没有真正培养其创造性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难以产生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片面化
无论是平时的校内考试还是司法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中的校内考试和国家的司法考试，都把学生对法条知识的记忆、背诵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作为考查的重点，追求的都是答案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正确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忽视了实际生活中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法律处理结论的可争议性，出现了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
在这种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导向下，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和培养法律人才职业化能力的要求更加背道而驰，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也更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上述这些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只能训练出‘谨愿之士’(即墨守成规、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条文外不知有其他学问)、‘保守之士’(即对现行法令，不解善恶、唯知遵守)、‘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汲取进步的可能)。”[8]这对于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三、法律方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展开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专门的法律方法论的课程，或者扩展法理学课程中法律方法部分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
同时，增加疑难案例分析课、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类课程的比例，在夯实学生法学理论和知识基础的同时，以培养法律思维为中心，增强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分析和梳理真实的案件事实，创造性地处理复杂法律纠纷的能力。
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方法技能的训练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正如孙晓楼所言：“研究法律，一定要学与术并重，太偏重理论，那固不免于空泛;太偏重运用，亦不免于迂腐，必也有法律之术，法理之学，互相为用，而后可以渐臻于美备。”[9]
2、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法学的教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灌输式的、教条化的讲授方式，尽量贴近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的形成和运用的流程，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及诊所式训练的方法，形成合理的教学方法体系。
理论讲授中应减少自上而下的灌输，尽量使用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引导学生在一个包容、理性的氛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以培养其形成问题意识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而案例分析和法律诊所的训练则应注重培养学生获取案件信息、梳理案件的法律关系、将抽象的原则和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和推理的技巧，以及与当事人及其他案件参与人沟通、交流、陈述、辩论、论证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提高其实践技能。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
为减少由于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的片面化对于法学教育造成的误导和冲击，加强其正面引导作用，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也应适当增加对于法律方法进行考核的内容。
校内考试在保留期末或期中的卷面考试形式的同时，应丰富考核的方式，以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训练的考核成绩等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重要参考。
司法考试应该在考察考生对法条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同时，注重考察考生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例，应允许考生给出不同于标准答案但又能自圆其说的答案。
这些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会对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得教师和学生把更多的精力运用于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对法条知识的机械理解和记忆，形成一种法学中的应试教育。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507.
[3]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序言.
[4]黄小英.论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兼评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改革[J].经济与社会发展，(6)185.
[5]王瑞君.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杨春福.法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336-337.
[7]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面面观[A]//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44-345.
[9]孙晓楼.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7-38.
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2】
[摘要]法律方法是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它是法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因此，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法律方法的培养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而必须借助法律实践经验地习得。
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实践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学;法学教育;实践教学
一、方法、法律方法与法学
“方法”这一语词，在各种论著中经常出现。
根据学者们考察，“方法”源于希腊语言，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或方式。
方法是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联系的。
一般而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目的和前提来确定，正如地上的路有千百条，但是在目的和前提给定的情况下，能够根据这些前提条件并最终达致行为者目的的最佳道路则可能只有一条。
而对这一最佳道路的探寻和说明也就构成了所谓方法论问题，它是对实现特定目的的方法的系统反思，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目的，应该使用哪些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和解决实践问题。
就法学的方法体系而言，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两个方面。
法学方法是法学研究中所要运用到的各种方法，而法律方法主要指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
“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法学方法解决的主要是法的本体论问题，追求法学的真理，具有法学认识论的工具性作用;法律方法则是一种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向的范畴，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①法律思维方式;②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③一般的法律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等”。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和法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
从西方历史看，法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个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这种法学“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
“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我们权且称之为‘应用的法学’或‘法学内的法学’，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或Rechtsdogkatik(‘法律教义学’)。另一个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简称法学外的法学)。”这种“法学外的法学”和“法学内的法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广义的法学。
联系上文不难看出，法律方法归属于狭义的法学，法学方法归属于广义的法学。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2篇
法律(法学)专业自荐信参考
大学四年，经过老师的精心培养和我的个人努力，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在拥有较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面的基础上，我系统地掌握了法律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通晓一定的理工科知识，精通外语，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在校期间，由于各门功课成绩优良，曾多次获得学院二等奖学金。 “锐意进取，永不自满”是我的座右铭。我不满足于自己主修的经济法专业，又辅修了二年本科经贸英语专业。第二专业使我获得了丰富的经管、国贸、英美文化等知识，并使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了较高的水平。此外，在企业管理、应用写作、市场营销方面有所擅长。扎实的学业和成熟的心理使我有信心融入竞争激烈的社会。 我是一个正直忠诚、勤奋求实的人，不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我的性格乐观自信、温和开朗、稳重宽厚，因此，我人际关系和谐，适应环境能力较强。我的兴趣爱好广泛，音乐和美术启发了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排球和体育舞蹈培养了我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感。 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团活动，锻炼了组织与协调能力，利用课余时间作兼职家教、营销员，争取自强、自立。在寒、暑假期间，我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实习，并撰写了实习报告和论文，做到了理论联系实践。尽可能地抓住每个锻炼自己的机会，更好地了解社会，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在不断的学习和社会实践当中，我逐渐走向成熟。 时代在前进，但每一个人都在重新开始，愿我的这个开始在今天这个时刻，因您的慧眼而大放异彩。失去现在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未来，我是您的现在，愿您是我的未来。衷心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 最后祝贵公司事业大展宏图！ 求职人：XXX 11月19日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3篇
一、“民事法律行为”命题的逻辑错误与认识问题
从民法典编纂角度来讲，“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本身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一个专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编纂中，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不必要，也不应该重复大前提或最上位概念，换言之，民法或民法典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包容了其下位概念的外延，而其下位概念则不应该具有包容其上位概念外延的表达成分。例如，我们不能在民法典中作出诸如“民事物权”、“民事债权”、“民事继承权”或“民事婚姻权”这样的规定，因为它违背了上述思维逻辑。当我们谈到继承权，谈到债权和物权时，所指向的范畴必然是民事法律关系，无需再用“民事”加以限定。同样的道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达所指向的思考对象，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所以，用“民事”加以限定，理论上没有必要，逻辑上也不成立。
“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问题是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之一。自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到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编纂完成乃至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有关立法和法律理论始终采用的表述是“法律行为”，台湾、澳门至今仍然如此。但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们讨论制定民法通则的过程中，随着对“法律行为”制度和理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法律行为”命题下的理论和逻辑存在着问题。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发现“法律行为”概念并非民法独有的一个范畴。为了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行为”相区分，有学者建议在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前加一个“民事”予以限定，以避免与民法领域以外的“法律行为”理论相混淆。正是在此背景下，1984年的《_民法总则》（草案初稿）中首先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述，而且对此作了专章规定。两年后通过颁行的《_民法通则》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从而使“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民事立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避免混淆或误解的做法恰恰是因认识错误而起。这种有意以“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加以区分的做法，主要由于我们对现今“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特定的客观指向或实质特征从一开始就没有准确认识和把握。如前所述，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谈“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何况，特定种类的法律活动或法律事实不可能因为加上“民事”一词的限定就会发生性质的改变。事实上，这里涉及如何区分“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对于这两个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原本存在的概念的区分，我国民法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到讨论的层面。
二、“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之区分
在德国民法中，同时存在一对概念，即“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和“法律行为”（Rechtshandlung）。两者相对存在，而且显然都是在各种具体的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基础上逐渐抽象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归纳的产物，而不是演绎的产物。所谓法律交易，是说以一定意思表示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简单地说，是意欲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而法律行为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必然产生一定法律后果，无论交易行为人是否有获此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由此可见，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有意思指向者是法律交易，无此意思指向者则为法律行为。法律交易是作为本身要获得的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出现；与此相对，法律行为则是作为法律规定其后果的行为出现，而不论行为人本身是否想要获得这种后果。如除了准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以及某些程序行为外，还有住所的设定和取消、无因管理、占有取得行为、加工行为等，都可纳入法律行为范畴。
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交易的认识虽有不同观点，但基本上是明确和一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对法律交易给出定义，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所采用的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是德国民法关于法律交易理论的起点，即：“法律交易是一种私人意思表示，目的在于导致一种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因其为表示人意之所愿而依照法律秩序发生。”现今德国法学对于法律交易的理解基本就是这个思路的展开，即法律交易是“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一项交易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同法律交易一样，法律行为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的阐释：“法律行为是法律交易外的一个特殊范畴。与作为具有意欲达到的法律后果而出现的法律交易相对。因为事实上就存在着这样一些行为，其法律后果产生于法律秩序的要求，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愿意获得。”但当时的立法者们认为，这样的表述难以说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故《德国民法典》最后不仅干脆放弃了对法律行为作一般的定义，而且根本没有采用法律行为这个表述，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至于有关问题，则灵活地留给了法学家们或法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解决。从德国法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看，法律行为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有探索余地的学理问题。
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法律行为还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问题。前面所说的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为。广义上讲，在整个法律秩序范畴内，所有合法的，与法律后果相连接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所以，除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以外，还可能有公法上，如行政法上和司法上的法律行为，像判决、形成判决、强制执行、逮捕、成年宣告、监护设定等；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劳动法合同等。但是上述这些法律行为均非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更非法律交易；法律理论或法哲学意义上的广义法律行为，现今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也都不是民法范畴所要谈论的法律行为。此外，违法行为，其中主要是侵权行为?不法行为?、违约行为等也都不是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关系范围内的给付障碍或积极违约行为。所有上述法律行为，都是广义上的法律行为。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上有关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的理论十分严密。广义上讲，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狭义上讲，它们是不同范畴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民法范围内所谈的大多是法律交易，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交易以外的部分内容。进一步来说，在谈到“法律交易”时，必定是在谈民法范畴的问题；在谈论“法律行为”时，一般是谈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在德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的定性和涵盖范围虽然有争议，但并不构成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一般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是将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如准法律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概括为“法律行为”；另一种方法是，有意识地回避采用法律行为概念，只是具体地谈准法律交易和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区别是存在的。从现今德国民法著述或教科书来看，所谈论的主要范畴是法律交易，不是法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自始至终没有采用法律行为的表述，而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规范概念。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只认识到一个法律行为概念，但在这个概念之下所谈论的又是法律交易的内容。于是乎，将法律行为这个德国民法的学理概念作为规范概念在我们的民法中予以规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本来在《德国民法典》中存在的实体规范概念，即法律交易反而被摒弃了。由此可见，我们对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认识和阐释的混乱和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我国民法学界在法律行为理论上产生诸多混乱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此。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尽管这些人所阐释的观点仍然没有摆脱我国法学界法律行为原始混乱的迷惑和影响，没有走出“民事行为”这样一个陷阱和怪圈，更没有发现这一困惑的真正原因所在，但至少指出了“民事行为”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突破，而是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使用的一种规避手段或权宜之计。
三、法律翻译的文化间隙造成的误导和错觉
我国民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认识的混乱，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概念的错乱当中。具体说，我们当初在引入“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时就已经将它与“法律行为”混淆起来。其后，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多少又受到法律翻译偏差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这种混乱的发生。具体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日本法律翻译对我国学者的误导。应该指出，上个世纪初中国法律按照西方法律模式改制并制定民法时，并未对所接受的各种法律概念和制度进行过透彻充分的研究。当时的法律改制显然具有“一揽子”接受的情形，有些先拿来再慢慢消化的心理。所谓“法律行为”也是其中之一。“法律行为”这个术语实际上是我国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过程中从日本民法中借用的，而日本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又是日本法学者在明治年间法律改制过程中接受德国民法的“法律交易”概念和制度时的日文表达。从史料上看，最早将德国的“Rechtsgesch?ft”译成“法律行为”的日本学者是梅谦_。他在明治年间参与民事立法并主持起草《日本民法典》时，最先在日本民法中引入了德国民法概念“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不过却将其译作“法律行为”。对此问题，日本学界也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可惜并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日本学者将德文的“Rechtsgesch?ft”译作“法律行为”，实际上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首先，如果是在整个法律领域，它是将一个大概念用作了本位概念，即将法律行为用作了法律交易；其次，在民法领域，它是将一个相对概念混淆了本位概念。也就是说，在原生法律理论中的实际上三个概念，狭义上讲至少两个概念，现在被我们用作一个概念统一予以阐释。更为糟糕的是，许多学者没有看到其中问题所在，故不少民法学者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来解释法律交易，有些法理学者用民法上法律交易的理论来阐释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如此一来，自然乱上加乱。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4篇
为了完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专科教学计划;加强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培养和训练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以及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我于20xx年3月18日至4月18日在峨眉山市某律师事务所和某交警队进行了关于酒后驾驶的社会调查，现就调查情况做如下报告：
一、酒后驾驶的基本情况
这里我们来区分两个概念：酒后驾车与醉酒驾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其实，酒量的好坏和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虽然自己觉得很清醒，根本没醉，但血液酒精浓度却已经达到以上了。一般来讲，如果喝得极少，血液酒精浓度不到，但啤酒喝三瓶左右，红酒喝半瓶左右，或者白酒喝3两左右，人的血液酒精浓度就可能已经超过了。
二、酒后驾驶的危害
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曾进行了“远离酒后驾驶”的活动，在实验室证明了酒后驾驶的危险性。未饮酒前，他们的刹车反应时间分别为秒、秒和 秒。在饮一听350毫升啤酒30分钟后，酒精开始在体内发挥作用，同样的机器测试结果显示，三人的反应时间分别提高到秒、秒和秒。实验证明交通事故的危险度随着驾驶员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酒精对驾驶的影响包括：
1.视觉能力变差。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视觉角度为180度，酒后的视觉角度将会缩减，喝越多，就越无法看清旁边的景物;此外，亦可能抓不准目标，看不清楚车道线，对光的适应也变差了。
2.运动反射神经迟钝：驾驶人以为脚提起来要踩煞车，其实已慢了一两秒。车速如果是60公里，一秒钟车子就已经跑了公尺，若是时速100公里，一秒行驶距离则为公尺，这种相差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根据研究指出：呼气酒精浓度达 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50mg/dL)以上，将产生复杂技巧的障碍、驾驶能力变坏，肇事率比未饮酒时高二倍。而在呼气酒精浓度达 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即110mg/dL以上时，其平衡感与判断力障碍度升高，肇事率比未饮酒时高十倍;其实身体中酒精浓度在这样的标准以上，大多数人会感觉很不舒服，头晕、心跳急促、呕吐等。
3.触觉能力降低。由于酒会对人的中枢神经起麻醉抑制作用，酒后人的手、脚触觉反应较平时降低，踩制动踏板时软弱无力，方向盘掌握不稳，车辆容易失控，驾驶人脚提起来要踩刹车，其实已慢了一两秒。而一辆车时速60公里，一秒钟跑出米;若时速100公里，一秒则为米，这种相差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
4.判断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操作错误增加，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实验证明，饮酒者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50毫克时，反应能力即有所下降。达到100毫克时，下降约35%，达到150毫克时，下降50%，并使人动作失调，手脚失控。血液中酒精含量越高的驾驶人，越不能正确思考和判断车宽与路宽的关系，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三、酒后驾驶的防治对策
我国对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刑事案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_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5篇
摘要：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法学;职业道德
一、我国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_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4.培养法律职业信仰法律职业
信仰是在法律职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信仰的表现形态包括法律信念、法律理念、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其核心是一种对法治的精神追求。如果主体本身缺乏法律信仰和精神追求，没有规则至上的信念，没有权利本位与权力控制的观念，法治也很难实现。因此，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中，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其他法学课程包括理论性和应用的课程的教学中，都必须将法律职业信仰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6篇
法学方法论和法律解释
「摘要」本文从最近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入手，接着对法律解释做了简单分析，然后分析了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揩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再分析了德沃金和波斯纳德法律解释论，并对之做了比较。在对这个热点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后，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
「关键词」法律解释，主观解释，客观解释
第一部分：问题提出
前天在陈兴良老师所在我们读书小组会上讲了关于拉伦次的法学方法论一书。陈老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司法适用的方法论。并且讲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法学研究方法，一种是法律适用的方法论。而拉伦次这里的方法论是主要讲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所以在这一章里，法律解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因为法律要适用，从逻辑上讲，必须先对法律本身进行阐释，这是严格遵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推理的格式，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在法律是适用中，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解释就是大前提，而具体的案情就是小前提，然后将大前提套到小前提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这次在深圳召开的刑法方法研讨会上，关于“冒充军警”的解释问题争论很厉害，其关注的焦点是对这个“冒充”如何解释？一个问题是当一个真的军警去抢劫时，是不是算抢劫最的这个加重情节？更进一步，当一个真的军警和假的军警一起抢劫时，怎么去看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到底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因此我想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第二部分：法律解释的简单分析
解释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它的词根是Hermes. Hermes 是在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因此，“解释学”一词最初主要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由此又衍生出两个基本的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1〕。法律与解释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法律发达史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发达史，反之亦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在解释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解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适用。曾经辉煌过，曾经失落过，但法解释与法同在，这就是法解释的历史命运。（2）通常的解释方法是文理解释。在法律解释的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大的派别。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对立法者原意的考证，因而法律解释就应该去探究立法者原来立法的意思和目的，而不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去改变立法原意。反之，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立法者一旦进行了立法，法律就已经独立于立法而存在了，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因而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法律也的含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客观主义者们认为法律解释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赋予其与时代并进的含义，而且这是法律解释者们的责任。在当代法学家眼中，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绝对的客观主义都有失偏颇，一般都主张侧重于一边的折衷主义。有的人可能偏向主观主义，有的人则偏向客观主义。
具体到这个案例中，“冒充军警”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从立法者原意来说，当然是指非军警来冒充军警，立法者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真的军警抢劫时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就有这种情况发生。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揩就认为真的军警也应被视为包括在这个加重条款里，他的理由是这里的“冒充”扩大理解为“作为”。其实质是认为真的军警抢劫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反之，陈兴良教授主张对此不应当扩大解释，而应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这和他一贯主张的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是一脉相承的。其理由是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罪行法定的思想深入人心，应该严格遵循形式解释，而不能进行实质解释。而张明揩则主张倾向于客观主义解释，认为对法律应该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利于司法的解释，实际是主张实质解释。
第三部分：对目前学术界两种观点的解释
主观解释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目标在于探讨立法者于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准确地表达了立法者当时的意思。法律的字面含义是重要的，因为要根据字面含义来推测立法者的意思，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推定，字面含义正是立法者意图的表达。但字面含义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有证据表明文字的通常含义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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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7篇
尊敬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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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经过老师的精心培养和我的个人努力，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在拥有较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面的基础上，我系统地掌握了法律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通晓一定的理工科知识，精通外语，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在校期间，由于各门功课成绩优良，曾多次获得学院二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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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正直忠诚、勤奋求实的'人，不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我的性格乐观自信、温和开朗、稳重宽厚，因此，我人际关系和谐，适应环境能力较强。我的兴趣爱好广泛，音乐和美术启发了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排球和体育舞蹈培养了我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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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前进，但每一个人都在重新开始，愿我的这个开始在今天这个时刻，因您的慧眼而大放异彩。失去现在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未来，我是您的现在，愿您是我的未来。衷心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
最后祝贵公司事业大展宏图！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8篇
第一，“民事法律行为”命题的逻辑错误?
我国之所以提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是考虑到法律行为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民法的范畴，其他部门法中也有类似的概念，而且已经上升到法理学的范畴，加上“民事”二字是用于区别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中法律行为的概念。在这个大前提下，用“民事法律行为”这个命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民法这个前提下讨论法律行为，则没有必要加上“民事”二字加以限定。因为民事法律规范是专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没有必要重复最上位的概念或大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民法或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必定是属于民法范畴，民法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包容了其下位概念的外延，而其下位概念不应该包容其上位概念外延的表达成分。例如，我们不会在民法中做出诸如“民事物权”、“民事债权”这样的规定。所以，用“民事”二字对法律行为加以限定，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理论上也无必要。?
第二，“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弊端?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在我国民法学界也有许多学者持有此种观点。但本人认为我国立法采用此种观点会产生许多弊端。以这样的定义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不仅与传统民法学中法律行为概念的含义相去甚远，造成我国民法体系内概念与规则的不和谐，而且不能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和准法律行为相区别开来。许多事实行为均为合法行为，例如无因管理，其也可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从而产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我国立法上采用这样的概念实为不妥。?
第三，独创“民事行为”的概念没有意义?
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者独创“民事行为”这一概念，是为了解决传统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张俊浩教授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等用语，其实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它们均可以纳入“不完全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其实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源就是在于合法性是否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本人认为，合法性并不是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故合法性不应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关于法律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本人会在下文详细论述。法律行为可以分为成立与生效两个阶段，法律行为的成立是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我们可以把合法性从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去除，将其放入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中，这样“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就可以解决了。再者，《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其内涵与外延实际与传统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的含义相差无几，而传统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规则实际上也可以适用于全部“民事行为”。由此可见，“民事行为”概念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独创出的一个概念。至此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把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中去除，从而不必要独创出“民事行为”这一概念。?
第四，使用传统民法学中“法律行为”概念的益处?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9篇
在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中，出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犯罪群体：大学生。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备受社会关注的天之骄子们为何走上犯罪的道路，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减少大学生犯罪现象?带着这些问号，笔者对我院受理的大学生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大学生犯罪特点
(一)犯罪类型：大学生犯罪涉及的罪名十分单一，从目前统计情况看，仅涉及盗窃和故意伤害这两种罪名，笔者在调查前主观认为应存在的.高智商犯罪没有一例;涉案大学生男女比例为7：1，男大学生主要涉嫌故意伤害罪，女大学生无一例外全部是涉嫌盗窃罪;
(二)涉案金额(后果)：涉嫌盗窃罪的大学生们下手的目标都是移动性强的个人物品，如移动电话、信用卡、随身听等，且涉案金额都比较小，多数都在千元左右，仅有一例涉案金额为七千元(审查结果为不起诉);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情节最高是“轻伤偏重”，绝大多数为轻伤;
(三)侵害客体：大学生犯罪侵害的客体多是同学，越熟悉的人越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如同宿舍同学。不认识的人被侵害权益的仅有两例(故意伤害罪一例、盗窃罪一例);
(四)强制措施：大学生犯罪以取保候审为主要强制措施，且被取保人一般能遵守法律，仅有一例因传唤不到而改变强制措施的;
(五)处理结果：处罚一般都较轻。不起诉案件占15%，其余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在审理程序上一般适用简易程序。
(六)人员成分：在涉案大学生中，以民办高校的本专科、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学院的本专科和公立高等院校的专科为主。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尚未出现公立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犯罪的情况。
(七)年龄结构：以本科一、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的学生为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犯罪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例。
(八)户籍特征：以外地来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主。仅有两例本地学生犯罪案例。
(九)犯罪主观故意：这些大学生主观恶性比较小，没有顽抗情绪，全部都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口供十分稳定，从侦查阶段到庭审阶段，均未出现翻供现象。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1、大学生法律意识普遍淡漠。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重心仍然在于学历教育，而非素质教育。虽然几经呼吁这种“重学历、轻素质”的情况有所改观，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况。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没有关于普法教育的内容，就算是在大学，也仅仅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开一门必修课“法律基础理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从学生到家长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素质教育，守法的概念也就十分淡漠了。
2、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们虽然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由于绝大多数属于自幼上学、很少接触社会，其心理状态还没有达到成年人的成熟度，周围的环境对他们影响不容忽视。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学生们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电视和书报杂志。一些港台不良影视作品和杂志从视觉和心灵上冲击着学生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一言一行。某些长期浸淫其中的学生在脱离中学的“高压管理”进入较为自由的大学后，思想放松，有可能会走上歧途。虽然绝大多数犯罪的大学生案发后都后悔不已，但已无济于事。
从学校小环境来看，在犯罪大学生所属的学校中，民办大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位居第二的是成人教育学院。不可否认，某些民办大学为吸纳高考落榜学生和低分学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人教育学院也为社会上希望继续进修的人员提供了机会，但二者注重经济效益、实行松散管理的办学模式也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更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3、犯罪大学生心理原因分析
(1)侥幸心理、冲动心理作祟。大学生犯罪当中，蓄谋犯罪的几乎没有，多是冲动型犯罪，即临时起意。犯盗窃罪的大学生多存在贪慕虚荣，贪图享乐思想。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鬼使神差般地将他人物品“顺手牵羊”，仅有一例是出于好奇、刺激的心理去偷窃;犯故意伤害罪的大学生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待到把人打伤后又追悔不已。
(2)受心理失衡感、失落感的影响。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犯罪主体全部是大学一、二年级(包括大专)的学生，尤以外地学生居多。外地大学生初来北京求学，远离家乡和亲人，周围环境变动很大，心理处于学生向成人过渡的转型期;再加上自己囊中羞涩，心理易产生失衡或彷徨，孤独感也油然而生。自制能力差或是思想一贯懒散的学生这时如果没有人从旁开导，容易走上歧途。
4、诱使大学生犯罪的“导火索”分析
诱使大学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诱使犯罪的导火索是被害人自身防范意识不强，给思想不良大学生以可乘之机。在盗窃案例中，被盗物品多是由被害人随手放置在暴露于公共视线之内的地方，引发了思想不良的大学生顺手牵羊;故意伤害案例中，被害人对有暴力倾向(或醉酒)的大学生缺乏防范意识，不懂得适时避让，以退为进，结果造成自身不必要的伤害。
三、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犯罪案件中，应以挽救为主，以攻心为上，针对个案制定案件审查方案，对不同性质的大学生犯罪要采取不同策略。对一贯表现良好仅是一时糊涂的大学生，要给予其适当安慰，鼓励其继续学业;对于确属主观恶性较大、劣迹斑斑的个别“害群之马”，承办人员也应注意将其与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区分，仔细审查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2、承办人员应及时与学校、家庭沟通，深挖犯罪大学生的思想根源，不能草草结案了之。大学时代是一个学生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办案中忽略了对犯罪大学生身边环境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承办人员应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风，尤其做好新生入校后的入学引导工作，加强大学生日常法律基础教育，加大对大学生的管理力度，使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完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3、承办人特别应注意办案后的回访工作。犯罪的大学生主观恶性不大，多是轻型犯罪，一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刑满回归社会，还有不少被判处缓刑的大学生回归社会时间更短。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经历了自己人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凭自身的努力很难做到“哪里摔倒哪里站起来”，更多的是需要周围的亲人朋友的帮助。然而一些学生家长“恨铁不成钢”，又是断绝家庭关系，又是对刑满归来的孩子冷嘲热讽，进一步打击了犯罪大学生的生活信心，很有可能会促使这些大学生破罐破摔，再次滑向犯罪的深渊。承办人员应该关注自己经办的大学生犯罪案件，通过写信、通电话等方法了解其近况，鼓励其改过自新，及时帮助犯罪大学生打消消极的念头，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4、承办人员应针对大学生犯罪个案或同类案件及时调研，找出相似之处，及时与案发大学联系，以讲座、宣传材料等各种形式强化大学生的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要求大学生们平时注意保管好钱财，遇事要冷静沉着，不能意气行事等等，均能起到很好的犯罪预防作用。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0篇
浅论法官之公正法律法学研究论文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公正，司法便失去存在的价值。现代意义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之一，是文明的要求与象征。法院之所以在社会上成为最受尊重的机关，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公正。法院作为社会终极裁判者,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终维护者,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公众需要公正、期待公正, 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催动力之一, 否则公民或法人的纠纷完全可以自行了结,无需耗费人财到法院诉讼。公正还是一种信念, 是当事者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和判断, 要不为什么我们要公开审判,就是要让公众消除对审判“暗箱操作”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疑虑, 尽管最后的裁判不一定达到了实际上的公平。《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将“保障司法公正”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司法公正的重要所在。
二、法官的自身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法院在某些方面离司法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法院要追求司法公正的形象，就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而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是与司法的被动性密切关连的。法官这一主体因素为核心来加以思考并进行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与调整。实际上，法官是实现司法改革的目的——司法公正这一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一)、为人民服务必须在审判中体现出来，法官必须树立“审判就是服务”的理念。法官要注重观念的转变，树立一种服务的观念。这一提法可以说是丰富了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的内涵，把实现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从一种理论高度归结到服务这种具体的模式上来。使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由内在的、抽象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机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事物，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也就归结、转化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这就是司法机构公正、高效的服务。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法官的司法技能再高、法律水平再精、法律思想再深，他们或许无力评价。但是，他们最有资格以一个通达之人的心态评判法官的行为是否对人民、社会有好处，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利实现，是否做到了公正适用法律。这种评价是最权威的。当然，如果一些法院落实服务理念的结果，使司法不再是独立、公平、权威的司法，或许“最满意的服务”会成为最凶的“法治杀手”。中国人民吃尽了法治不彰、司法不独立的苦头，而前些年出现的所谓“主动服务”、“保驾护航”、“法律咨询”、“寻找案源”、“参与中心工作”、“下乡收税费”等，又着实把法治的萌芽吓了一跳。当前，虽然上述问题减少了，但当地政府仍然把法院当作其一个职能部门，法院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政府分派的任务，如招商引资、参加某些工作组等，我们期待着尽快恢复法院的宪法地位，即一府两院。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服务”仍然被理解为法院不独立、受制于人的代名词。 澳大利亚前任首席大法官布伦南爵士曾指出，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为人民的法院”。这一精辟阐述既体现了独立审判的工作方式，又揭示了法院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对服务型法院理念的一个有力支持。 美国的“五好法院”都反映出了“法律为民众服务”这样的理念。(二)、法官的综合素质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譬如甲法官谈吐文明、举止得体,而乙法官出言不逊、衣着不整, 案件由甲法官办理,当事人一般觉得比由乙法官办理会更公正一些。笔者所在的法院院长就再三强调：开庭时，法官必须着法官袍，书记员必须着制服，佩带徽章;上班期间必须着法官服。这正体现出了法官作为法官角色这一特殊社会形象所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表现出了法官的较高涵养和浓厚的法院文化，这就是法官素质反映出来的表现公正。法官应是学识渊博、知识结构完整的,是精通法律的、有较高逻辑思维能力的,是有修养的、儒雅性的,是有强烈敬业精神的、有职业自豪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精英群体,应是具有足以让不同场合的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的社会群体。但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素质现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都有差别,非正规法律院校毕业或没有经过比较系统、严格司法培训的法官占整体法官队伍的大多数。社会公众没有视法官为特殊群体,没有视法官为公正的化身。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法院许多方面改革的深入, 也成为法院许多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合理托辞。但是目前随着《法官法》的修改，晋升法官前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一职业准入的提高，上述现象已明显改善。同时也说明了法官的高素质化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所在。
三、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官的定位所在。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法官的个性犹如中国法院判决书的书写模式一样----千篇 一律，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因而中国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法院评“办案能手”往往是看办案的数量，严重忽视上诉率问题。笔者认为，上诉率低的法官才是办案能手。因此建议将上诉率和案件质量作为衡量法官能力的重要判断依据。一般而言，上诉率低，说明当事人对法官的判词认可，服从法官的理据，因而不行使上诉权。依照笔者的经验，当事人之所以提起上诉，主要原因是一审法官的判词没有正确表达，或说理不透，或自相矛盾等等。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衡量法官的学识和判决质量水平是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重要所在。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法官内在道德涵养的综合体现，而法官的人格魅力对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或某些制度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指出，由于“吸收了大陆传统自成一个专业系统的日本司法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威信，一般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公正性抱有很强的信赖感。法官能够独立地执行其职务，很少受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联邦系统的法官和德国的法官也是如此，这使他们有可能发挥‘管理型’的作用”。此外，在我国马锡武在诉讼制度史创造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广为流传，与其本人公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那种审判方式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审判方式改革，并有着较好的审判环境，作为法官必须廉洁自律、清心寡欲、增强学识，审判公正，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以期达到法官心中的公正。
总之，法官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威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过自己的工作---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案件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才得以做到公平正义，即法律的公正所在，也是法官定位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司法公正所在。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1篇
法学法律社会调查报告
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 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
调查主体
1 相关社会背景和主要目的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十分严峻。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当前我国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同时大学生法律观点偏差,法制观念淡薄。很多大学生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会选择沉默，而不是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这就会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淡，导致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 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的道 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大学生自身成才的迫切需要。
2 调查对象的选择与简要情况
此次调查选择的是天津理工大学在校及刚刚毕业的学生。
3 调查方法与过程
此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校内展开不记名调查，共征集问卷139份。
4 调查内容
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促进大学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
调查结果及分析
你的性别
A男 B女 你的你所在年级
A 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本次调查覆盖面比较广，男女比例较为平均
你对法律方面的问题
A很重视 B一般关心 C无所谓 你为我们大学生的总体法律意识情况如何
A很强 B一般 C较弱 D很弱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法律与你的联系程度怎样 A 很紧密 B 一般 C几乎没有
被调查去的大学生平时对于法律方面，报以为所谓态度的是少数，但是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多数同学都只报以一般关心，并且同时认为总体法律意识也只是一般。重视程度不够，总体意识不强，这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法律意识最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同学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课本与电视，课本上知识过于局限，过于书面化，没有与实际生活很好的联系。而电视上的，虽然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专业性不够，甚至有可能还有错误，对接收知识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很大的限制。
5 对于结果的评价分析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精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并非易事，所以本文只能结合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概括：
根据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法律的基本常识，并不是完全的法盲，每个学子从小到大受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对法律基本知识早已耳濡目染，尽管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院大学生整体的法律素质还可以的，这里所说的只是基本常识，而不是深沉的理论，当今我院大学生也没有必要对法律学习得面面俱到。
知法并不代表能运用法律，它们是两码事，运用主要是以知道为基础，由于当今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少，社会经验不足，再加上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如行动容易冲动，易受别人的煽动，追求时尚和个性，好面子，在处理具体一件事情上到底很少正确使用法律，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
而维权更不用说了，当今大学生遇到侵犯个人权益时，大部分的学生会选择回避，忍让，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没有真正的挖掘法的精神，法的价值，缺少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法的信任程度低。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2篇
法律之民商法学
摘要：《物权法》的提出和实施以及侵权行为法的研究形成使有关中国民法学的热门有了实质性的转变。物权法作为民法的研究例子,使得20上半年的学术论文研讨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讨论;下半年则对物权法的精神和意义进行了较多的阐述和评析。本文认为学术界对物权法的大量关注已经离开了民法学的边界。
关键词：民商法学 物权法 当代民法
一、物权法
物权法中所提到的平等保护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物权法的特色。根据我国的宪法规定,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是遵循着我国的宪法,同时也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的学者认为物权法的提出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在实行这个法定的同时还应有一些补救的措施来缓冲这种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其实这也是物权法原则的一种明智选择。
我国的物权法特色就是确立了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有学者指出,保护国有财产关键是要解决国家的所有权问题、监督问题和国家内部问题,但是这些都不在物权法的管理范围之内,是需要单独对它们进行立法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目标,是提高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和提高土地的价值适用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分离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和农民的居民身份。只有把这些作为前提才能正确的理解我国的《物权法》制度,尤其是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认识。
有关担保物权方面要比对物权法中的新设制度投入了较多的研究。我国《物权法》中的抵押的规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并且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明确抵押范围和抵押关系。有关动产的担保物要扩大其范围,有关登记的内容尽量简化;在竞争动产担保物的时候采用“先公示者优先”的顺序原则;同时也要引进自救系统。
二、侵权法
侵权法已经开始在立法机关运作,但是学者们还是认为应该设计债法总则,来维护债法体系的完整。当今社会,侵权法的填补损害反射了传统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传统的侵权法理论,在当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其以过错为工具已经出现了不足。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法规不应该规定具体的侵权责任,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发挥保证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这是我国优化资源配置的最好结果。
年的学术研究中,主要是细化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关这样方面的论文仅在核心期刊上的发表,就达到数十篇。其中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进行了定位,划定了其自由空间,和正当权利。同时比如人身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等一些热门话题得到了许多青睐。有人认为死亡赔偿不是对生命体自身的赔偿,它是对因损害了生命的`同时所引起的经济利益的补偿,并且主张我国对死亡赔偿中不应该有定额的赔偿方式,应该对死亡赔偿进行细致个别的计算。相关的辨析有很多,比如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商业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民事赔偿关系的讨论;对于高空抛物侵权案件的不明侵权人及连带责任的解释等等。
三、合同法
我国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未生效的合同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合同要不同的对待。比如可以把任何人都可主张合同无效的改成合同当事人或是利害关系人。我国的合同效力制度,已经越来越发挥其实际效力,同时也越来越对其进行合理的定位,我们鼓励交易原则落到实处,缩小无效范围,使其效力形式多样化,越来越趋于完善。
研究指出,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失衡,是因为免责事由规定的过于狭窄,履行制度不完善,使得统一构成要件逐渐消失。虽然各自成了体系,但过错和客观责任体系也是适用于法律体系的,当一个完整的客观责任体系或过错责任体系互相渗透式,他们的结果是相同的。我国合同法已经规定了违约责任,就是那些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我国的违约责任是“单轨制”,而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却不是“双轨制”。
四、与总则相关的其他问题
我国的传统习惯有着很深刻的“法律伦理主义”,要想树立“民族性”的品格,就必须摒弃历史惰性、注重道德规则、伸张个人信念、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等,有人认为意思是主观的立场来应用于共时观,是结合特定的行为进行的。意思所表示的是行为的自主性和私法的自治性。有行为意思、表示意思、效果意思等之说。
相关人士对传统的法律行为类别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无因行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范畴,就必须在物权行为理论的框架之下。无因行为主要包括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以及票据行为等。“有因”与“无因”在法律行为中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说的强行法其实指的是公法上的,而自治规范属于私法上的,当违反了它的时候,最多就是“不生效”, 而不是“无效”。民法也不能离开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而独立应用。违法和违反在本质意义上是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五、公司法与破产法
(一)公司法
《公司法》主要就是在股东资格的确认、继承、公司章程的制定及作用上、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的设立等方面进行热点性的讨论。有人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可以从三个方面维系:法律意义上的、伦理意义上的和公司内生的社会责任。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还存在缺省性规则,这是我国公司法上明显的不足。还有就是公司法中有关担保的问题规定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破产法
新《企业破产法》于2007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它主要集中了有关破产重整、撤销、别除和得失等等方面,这些都成了热点话题。有学者对在新破产法中有关债务人的出资人的地位和权利进行了有关的规定,以及监督债务人拟定重整计划的活动和探讨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则等等。新的《破产法》也形成了职工在企业破产时的保障机制,这体现出了不同利益的诉求,总体来说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机制,这也是立法机关和参与立法者的智慧的结晶。新的破产法也对契约和产权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我国的企业破产法的破产程序为再生主导型的破产程序,将大大改变以前的企业清算主导型破产程序,这是一个破产程序理念的提升,也是制度的完善。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3篇
最新法学论文
摘 要：毕业论文写作与辩论是本科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是对学生理论与实习联系才能的归纳练习和首要考量。毕业论文作业在查验毕业生把握常识状况的一起也是对我系教学教学质量的查看。法学系自建立以来，在六届毕业论文作业的安排预备中，毕业论文办理准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标准化到精细化的老练进程。作为法学系教学秘书，一向留意不断发现疑问、总结经历探索非常好的办理方法。
关键词：法学；毕业论文；标准化
毕业论文是全面查验大学生在高级教学期间全体学习效果和才能培养状况的首要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认识、进行科学研讨根本练习、进步归纳实习才能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行代替的效果，也是学生运用所学专业常识凝练成习惯社会发展所需归纳才能的首要教学进程。
一、准则文件的起草与修订
1.标准办理准则
为标准毕业论文办理，自毕业论文作业伊始，初次拟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法学系毕业论文手册》。几年来，对于该手册在论文办理进程中发现的各种疑问进行了多次修正。学院进一步清晰了院、系毕业论文二级办理作业机制。经过重复交流与调研，帮忙教学部完结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毕业规划（论文）作业的'办理规则》。在帮忙修订的进程中，吸取了各专业毕业论文（规划）作业的宝贵经历，一起与法学专业实际状况相联系，使得规则愈加合理，简化冗杂的作业流程的一起加强了规则的可操作性。
2.修订写作格局
在标准办理准则的一起，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标准进行了调整。为此多方查找材料进行调研，借鉴朋友院校的办理经历，联系法学专业的实际状况，安排辅导老师进行讨论，帮忙教学部拟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本科生毕业规划（论文）写作标准》，并联系法学系实际状况拟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标准实施细则》。
二、标准流程办理
1.合理安排论文作业时刻，举行动员会
依据学院对毕业论文作业的全体请求，从每学年榜首学期末开端，提前制订好每一届毕业论文作业的方案安排。举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作业会议，安置本年度毕业论文作业时刻安排与请求。举行学生动员大会，加强对学生端正学风教学，着重论文作业的首要性以及论文写作标准和格局请求，使学生真实进步对论文编撰的首要意义的了解，自觉遵守学院有关准则请求，仔细参与实习，并联系专业常识的学习和社会实习，努力进步自个的专业归纳才能，高质量地完结毕业论文。
2.选题的申报与批阅，保证标题质量
在毕业论文作业选题的预备期间，按辅导老师所从事的专业研讨方向，拟定论文标题供学生自立选择，一起也能够依据学生的实习条件和实习案例及社会热点疑问，鼓励学生开辟思想，自行拟定标题，并经过选题批阅的程序，对初拟标题进行重复修正，做到一人一题，请求毕业论文研讨方向能够与学生的专业愈加贴切，实在做到论文选题的标准化办理向分类化辅导的改变，提高论文内涵质量。
3.辅导进程监督
在毕业论文作业进行进程中，依照法学系毕业论文作业方案安排及时进行监督和办理。分为前期、中期、后期进行查看，前期首要查看辅导老师的到岗状况、开题状况、材料查阅的状况。中期对于老师的辅导进程进行监控，查看辅导进程记载，学生完结状况及存在的疑问。后期查看毕业论文质量、安排评分及分组评阅。
4.毕业论文格局查看、评阅和辩论
在毕业生实习返校以后，搜集各种管控表格，对每一名同学的论文初稿进行格局查看，在总结历届学生辩论经历的根底上，对于每一名同学指出辩论窍门和主张，为正式辩论打下了杰出的根底。在正式辩论前，做好预备作业，成立辩论委员会，清晰辩论时刻、辩论场所及有关材料的预备，举行辩论分工会，保证辩论顺利进行。
三、标准档案办理
毕业论文作业完毕后，仔细收拾有关电子档案材料，做好纸质版材料保留作业。将学生论文、材料装入档案袋，存入档案室备检。依照请求对论文作业数据进行收拾剖析，填写天津市一般高级学校毕业规划（论文）作业调查表，做好毕业论文作业总结，所有档案聚集成册以备教学部查看和教委一般高校本科毕业规划（论文）办理互查作业。
四、建立效劳认识，保证作业顺利完结
毕业论文办理是为了非常好地完结我系毕业论文作业的效劳性作业，内容琐碎，冗杂。在作业中需求不断加强效劳认识，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为此我建立了论文辅导小组分组联系表，指定学生组长担任，定时与学生组长以及辅导老师交流，尽早发现疑问和处理疑问。为毕业论文作业的顺利进行供给了有力的保证。
五、总结与反思
在每届学生毕业辩论完毕后，仔细总结本届毕业论文作业中的亮点与缺乏，发现疑问的一起，对于这些疑问提出合理化的处理对策，将主张和定见上报教学部以便于上级部门对我系作业整改的监督，为下一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作业打下杰出的根底。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4篇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_Recht_和_Geschäft_组合而成，其中_Geschäft_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_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注释]
[1]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29页。
[2]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一书的见解，辽宁大学出版社。
[3]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208页。
[4] 中国人民大学教材《民法概论》，第52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102页。
[6]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第291—312页，291页，275页
[7] 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第259页。
[8]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第291—312页，291页，275页。
[9] 见《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19页。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5篇
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
调查主体
1相关社会背景和主要目的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十分严峻。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当前我国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同时大学生法律观点偏差，法制观念淡薄。很多大学生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会选择沉默，而不是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这就会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淡，导致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大学生自身成才的迫切需要。
2调查对象的选择与简要情况
此次调查选择的是天津理工大学在校及刚刚毕业的学生。
3调查方法与过程
此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校内展开不记名调查，共征集问卷139份。
4调查内容
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促进大学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
调查结果及分析
你的性别
a男45。61%b女54。39%你的你所在年级
a大一23。68%b大二65。79%c大三4。39%d大四6。14%
本次调查覆盖面比较广，男女比例较为平均
你对法律方面的问题
a很重视40。29%b一般关心56。12%c无所谓3。6%你为我们大学生的总体法律意识情况如何
a很强13。67%b一般62。59%c较弱17。88%d很弱5。87%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法律与你的联系程度怎样a很紧密41。77%b一般50。21%c几乎没有8。02%
被调查去的大学生平时对于法律方面，报以为所谓态度的是少数，但是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多数同学都只报以一般关心，并且同时认为总体法律意识也只是一般。重视程度不够，总体意识不强，这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法律意识最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同学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课本与电视，课本上知识过于局限，过于书面化，没有与实际生活很好的联系。而电视上的，虽然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专业性不够，甚至有可能还有错误，对接收知识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很大的限制。
5对于结果的评价分析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精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并非易事，所以本文只能结合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概括：
根据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法律的基本常识，并不是完全的法盲，每个学子从小到大受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对法律基本知识早已耳濡目染，尽管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院大学生整体的法律素质还可以的，这里所说的只是基本常识，而不是深沉的理论，当今我院大学生也没有必要对法律学习得面面俱到。
知法并不代表能运用法律，它们是两码事，运用主要是以知道为基础，由于当今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少，社会经验不足，再加上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如行动容易冲动，易受别人的煽动，追求时尚和个性，好面子，在处理具体一件事情上到底很少正确使用法律，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
而维权更不用说了，当今大学生遇到侵犯个人权益时，大部分的学生会选择回避，忍让，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没有真正的挖掘法的精神，法的价值，缺少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法的信任程度低。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6篇
一、我国传统侵权法制度及法观念之局限
在我国古代灿烂的法律文明中,侵权法亦占有一席之地。按杨立新教授的归纳,我国古代侵权法的内容还是较为丰富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备偿、偿所减价、折赔偿、追雇赁钱、着落均赔还官、还官、给主、赎铜人杀伤之家、断付财产养赡、追烧埋银、保辜、复旧、修立、责寻等[1]。
当然,毋庸讳言,我国传统的侵权法制度及法观念是较为落后的,迥异于现代侵权法。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落后性和民事关系的简单。
笔者认为,我国传统侵权法制度及法观念的墨守与局限主要体现于:
(一)包括侵权法在内的传统民法的弱小
传统的专制皇权和重农抑商导致民事法律的不发达。我国古代民事法律方面的户、婚、钱债、侵权、田土以及继承等纠纷,这些在封建专制统治者心目中都是无足轻重的的“薄物细故”,皇权才是一切的核心,才是统治者的主要着眼点,私人之间的权利保护显然为次要的。鉴于此类民事纠纷一般既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或国家的危亡,又不会威胁人身或生命的安全,所以即使被官府受理,与那些与皇权相关的大要案相比,也因其仅为“细故”而只实行一审终审制[2]。审判官也会尽量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为理想的状态,不论是在律文上,还是实践中,都只能是由地方官“自理”,而不得烦渎上听。这无疑是封建立法者重刑轻民的根源之一。重农抑商的思想首倡者为秦国的商鞍,他第一次提出了“事本禁末”的主张[3]。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予以采用。这就导致了自然经济的繁荣而商品经济的凋敝。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民事法律的不发达,民事权利无从得以系统的确立和受到保护,更不用说形成系统的侵权法规范体系和侵权法观念。
(二)不存在现代法意义上的侵权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以刑法为主。在中国古代,对较严重的侵权行为或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按犯罪予以制裁,而其制裁结果往往又附带民事赔偿内容。纵然也有部分侵权行为只适用民事赔偿,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个案。·这样的规定至多只能视之为纯粹的民事侵权法的萌芽或早期表现。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现代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法,或者说没有独立的原则规范,只有附属于刑法的侵权法条款。
以上为我国传统侵权法制度及法观念的墨守与局限的简要体现。究其原因,不外乎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法律关系的简单等等,但笔者认为,传统民事法之不发达还有一原因为我国古代律学的发达。律学的发达不利于形成包括侵权法在内的民事法学,这个命题可能在学界会引发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秦统一六国以后,明令“若有学法者,以吏为师”,用官学取代了私学,沉重打击了法学的自由研究。古代中国法律思想所具有的此种单一性,是以维持和依靠一个在精神上尊奉一套共同价值准则的文官集团为其特征的。“这个庞大的官僚群体由清一色的读书人组成,它们不曾受过何种专门训练,但却饱读经书,熟知由圣贤教诲中引申出来的治理国家的各种原则。事实上,正是这种价值上的强烈认同意识而不是法律,把它们塑造成一个有着自觉意识的群体,从而保证了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在行政上的统一性。”[4]我国古代将有关法律的学问称之为律学,其主要内容是引据儒家经义,注解法律条文,以追求法律上的统一适用。但我们赞同滋贺秀三的观点,即“律学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精细烦琐,但作为整体却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在自己的文明中所占的比重终究无法与西洋的法学相比。”[5]即律学绝不等同于理论涵摄和创新的自由法学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古代仅有律学而无系统的民法理论,我国古代的民事法学实际上是隐含于儒家治国安邦的理学之中。
二、中国近代侵权法之理论涵摄及创新
(一)中国近代侵权法理论之形成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7篇
法学学年论文
论文摘要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它也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最后救济手段。我国的刑事申诉制度在纠正冤、假、错案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走刑事申诉途径，但随着法治建设的进步和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现行刑事申诉制度的不足也逐渐突显。本文以笔者所在检察院为例谈谈刑事申诉的现状，针对案件申诉率高等问题分析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申诉率的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 刑事 申诉 当事人
从至今，笔者所在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刑事申诉案件9件14人，不立案书面审查的4件6人，立案复查5件8人，其中，204件6人，1件2人，1件1人，至今3件5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值得关注。
一、刑事申诉案件基本特点
1.从申诉类型看，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较集中。从至今，该院受理的9件刑事申诉案件中，就有8件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2.从申诉主体看，以原案的被告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主。根据最高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向检察机关提起刑事申诉的主体可以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亲属、代理律师等多种主体。但四年来，该地区受理刑事申诉案件的主体以被告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主，其中原案被告人提出申诉的2件，被害人提出申诉的2件，被害人近亲属提出申诉的5件，这三类人均是与审判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判决结果影响着其的直接利益。相对来说，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代理人申诉极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滥申诉以及申诉难等一系列问题。
3.从案情看，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较为突显。造成人身损害的申诉案件占全部申诉案件的，其中，因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3件，因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或死亡的3件，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的1件，xx的1件。由此可见，对于居民人身健康和生命权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断提高。
4.从申诉结果看，复查存在一定问题的案件比例不高。经过对申诉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程序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复查或初步审查，申诉理由不成立，驳回申诉的6件;不符合抗诉条件，不予抗诉1件;移交本院公诉科，建议抗诉或补充起诉的2件，占立案数的。针对复查存在问题比例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司法水平以及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在不断地提高，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申诉主体过于宽泛，申诉主体普遍法律专业基础知识水平不高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刑事申诉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1.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法律意识增强。随着我国普法宣传力度的加大，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法律宣传周的深入开展，以及新闻媒体对“冤假错案”的频频报道，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法律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工具，也是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
2.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有关法律规定的理解有失偏颇。例如，被告人石某无证驾驶，忽视路面安全，撞倒张某的父亲后逃逸，造成张某父亲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法院在法定刑内判处石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张某受传统“杀人偿命”思想的影响，认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怎能与一条人命对等，法院量刑畸轻，因此提出申诉。由于申诉要求主体宽泛，申诉理由简单，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了更多的人有更多申诉的机会，但是其存在问题确是不容忽视的，不仅造成申诉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导致司法资源大量浪费、司法权威受到损害。
3.刑事申诉无理由、时间和次数的限制，成本低。诉讼要计算诉讼成本，在我国现阶段，几乎绝大部分的案件均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导致基层人民法院案件繁多，基层法官工作量大，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将不可避免的有所疏漏。此时上诉审法院便成为最佳的纠错机构，但是由于诉讼经济原理，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即一件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二审法院做出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现实中，我国仍然存在着司法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司法权威性不强等现实因素，因此我国现行法律给予了当事人以及其他认为案件判决存在问题的人员一个可以提出质疑的机会，实行了申诉制度。因此现行法律对申诉理由、申诉时间及申诉次数都未作适当的限制，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申诉人来说无疑是成本低的救济途径，因此大多数申诉人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寄望通过申诉获得法律的帮助。
4.监督工作机制繁琐。启动再审程序繁琐，须经过控申部门复查、公诉部门审查、检察委员会讨论等环节，往往会出现部门意见不一致，制约了监督职能的行使。程序的复杂以及过于繁琐不仅会限制公民实体权力的行使，也会使得行政部门互相推诿，尸位素餐，行政工作效率不高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钱权交易，污染腐蚀我国公务员队伍，妨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5.全社会总体量刑偏轻，必然引发被害人一方不满。现阶段，法院从社会和谐稳定角度出发，在量刑上普遍对被告人从轻量刑，加强教育感化，我国刑法也确定了教育、感化、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处罚原则，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刑法最初确立的“同态复仇”原则有了很大的改编于提高。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公民普遍法律水平不高，对法律的理解与领悟不强，再加上司法权威性不足，使得被告人与受害人这一利益的矛盾体时有冲突，对被告人量刑偏轻，自然会引起受害人的不满，从而提出申诉。
三、对策与建议
第一，完善刑事申诉的工作机制。随着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和期待。因此，检察机关要在完善刑事申诉的工作机制，提高法律监督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申诉工作时，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对原案认定的事实、采信的证据、适用的法律、程序的合法性等进行全面审查，确保案件的决定权与申诉复查权分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加强办案程序的公开，增强案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利于避免申诉人反复申诉，久诉不息，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息诉机制贯彻办案始终。新形势下的刑事申诉案件，往往关系到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的切身利益，对已生效的决定或判决裁定存在质疑和不满。因此，复查工作不仅要依法处理，还要注意息诉罢访，防止反复申诉，到省进京，非正常越级上访等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因此，我们建议把释法说理贯穿于办案过程的始终，坚持“两见面”制度甚至“三见面”制度，与申诉人加强沟通协调，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对符合刑事被害人救助条件的申诉人，给予司法救助，帮助解决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生活困难问题，促使申诉人息诉罢访，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明确刑事申诉理由、期限和次数。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刑事申诉的理由、时间和次数，申诉人不管申诉理由是否正当，理由是否充分，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无数次申诉，导致泛滥申诉，反复申诉，申诉质量不高，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也给申诉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资的损失。因此，我们建议明确刑事申诉的理由、时间和次数。首先，申诉理由方面，申诉人必须有新的证据证明原案认定的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存在矛盾，或适应法律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或司法人员有违法行为等情形之一;其次，申诉期限方面，当事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亲属可以在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为当事人提出申诉，被告人可以在刑罚执行期内至刑满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申诉;最后，申诉次数方面，不得超过两次。无正当申诉理由、超过期限或次数提出申诉的，不再受理。
第四，加强专业培训，提高检察人员素质。检察人员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践行者。检察机关要提高法律监督水平，树立法律监督权威，就必须有针对性，讲究实效地加强检察人员的刑事申诉专业培训，实行经常培训和定期集中培训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业务素养和专业水平，切实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四、结语
刑事申诉制度从根本上是为了纠正司法错误，给申诉主体提供一项最终的解决途径，但是由于该项制度正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时期，再加上我国法律对此规范不足，此项制度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我过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进步，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该项制度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8篇
有关法学论文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任何法律制度都必然内含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目的诉求。研究诉讼时效制度为何而生、有何种价值和功能，以便更好的从根本上对诉讼时效制度加以完善。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应用范围
大陆法系理论根据权利的作用不同而将权利分为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及请求权。那么诉讼时效适用于哪种类型的权利，即属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问题。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针对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研究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寻找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和弊端，有助于立法的完善。 根据上述研究对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内容简单、制度缺失、体制分散、规定不尽合理等缺陷和不足提出建议。
诉讼时效依据时间的长短和适用范围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一般诉讼时效。指在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时效，这类时效不是针对某一特殊情况规定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如中国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民法通则规定的除外。”这表明，中国一般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特别诉讼时效。只针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而制定的诉讼时效。特殊时效优于普通时效，凡有特殊时效规定的，适用特殊时效，中国《民法通则》141条规定：“法律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可见，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行使请求权，获取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时间界限。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在此时间内享有依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在此时间内连续不行使即归于消灭。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首先有必要弄清请求权的来源和作用，以便更进一步讨论。前面说过，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请求权可以因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而产生。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德国民法典》所采用的请求权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为的是在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温德沙伊德认为，私权利是第一位的，而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实现的可能是第二位的，诉讼程序的任务在于，当诉讼前就已具有的实体法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引起争议时，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这个权利，并使它得以实现。从德国民法的立法倾向来看，其所规定的请求权主要是从实体法的功能上来考虑的。但是，不论德国法学家们提出的“请求权”概念，还是德国民法典采纳的请求权概念，在理论上以及在民法典的规定上都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就如上述所说的，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它不但表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
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指出，根据案件事实，起诉人可
以提出什么样（实体法）的请求权。审查的人必须对能适用于案件事实的全部请求权基础予以审查。为了使给付之诉能够实现，并在以后能得到强制执行，原告必须通过一个实体法的请求权阐明，他的诉讼上的请求是有理由的。原告具有这样一个请求权，他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可以通过提起一个给付之诉而使请求权得以实现。《德国民法典》对债权在债权法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如果请求权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或法律没有对它进行特别的规定，对它们可以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债权的规定。 权利是大陆法系私法的基本核心概念之一，权利的学说也经过法学家们长期反复研究和争论，德国学者萨维尼和文德赛提出了意思力或意思支配说，认为权利是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即意思为权利的基础（意思说）。耶林继而认为，此项意思力的赋予旨在满足特定的利益，即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利益说）。其后，学者结合上述二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这是目前对权利这个基本概念通行的.学说。这个权利的概念可以说只是一个“开放式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框架概念”。
根据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个有效完整的权利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特定利益”，一是“法律之力”。如
举买卖契约为例，买受人得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得请求买受人支付价款，此处的标的物、价款即为“特定利益”。所谓“请求”即为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支配标的物、亦可以请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即法律之力是由法律所赋予，其行使须有法律上的依据，非得由当事人恣意行使，否则便构成权利滥用，应该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 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据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请求权的内涵本质来看，是为了在请求权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从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来看，请求权指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至少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时，所指称的也是如此，大陆法系现在通行的学说也是如此。所以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才把请求权写进了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
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论述请求权时，继受了德国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请求权在实体法的角度来论述，忽略请求权在程序上的功能。请求权首先当然说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诚如拉伦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德国民法典》的请求权的概念就是如此尽管请求权时效的实际意义在程序中更为明显，但民法典仍然是将请求权时效作为实体法的制度加以规定的，这样一来，就使以诉讼法的观点来考虑程序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实体法的考虑上来。”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德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的民法学者们，对请求权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并不对这一明显的具有程序法上功能的请求权的意义作出深入的探讨，以致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脱节和混乱的状态。
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 ，对于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应该是请求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只从请求权这一单一的角度，无法说清请求权本身。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应用范围
诉讼时效依据时间的长短和适用范围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
一般诉讼时效。指在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时效，这类时效不是针对某一特殊情况规定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一般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
特别诉讼时效。指针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而制定的诉讼时效。特殊时效优于普通时效，也就是说，凡有特殊时效规定的，适用特殊时效，我国《民法通则》141条规定：“法律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特殊时效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短期时效。短期时效指诉讼时效不满两年的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时效为一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规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被损坏的。”
但是第2项因特殊法产品质量法已经变更，《产品质量法》
第45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
二、长期诉讼时效。长期诉讼时效是指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诉讼时效。
《环境保护法》第42条“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起时计算。”及《海商法》第265条“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
《合同法》第129条“第一百二十九条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为4年。
三、最长诉讼时效。最长诉讼时效为二十年。
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这一规定，最长的诉讼
时效的期间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权利享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效最长也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时效具有强制性，任何时效都由法律、法规强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时效的延长、缩短、放弃等约定都是无效的。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立法缺陷 1、关于诉权消灭主义。诉权是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通行的学说，诉权包含有公法上的内容这是无疑义的，因此，采用诉权消灭说毫无根据，即使实体权利（私权）消灭，诉权（公权）也并不因之而消灭，因此，采诉权消灭主义并无其理论根据。
2、中国民法已引入了请求权这一基本理论，诉讼时效针对的对象是请求权，如果说诉讼时效也涉及诉权的话，主要针对的也只是请求权上具有的程序功能上的部分，而且其不须通过诉权这一民诉法的基本理论来说明。
3、诉权本身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以一模糊的诉权概念来试图清楚地呈现另一概念即请求权概念的方式并不可行。
4、从立法的角度讲，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与（实体法）的请求权虽然有一定内容的相同，但是民事诉讼理
论上的诉权更无法代替（实体法）请求权这一概念，无论从诉权和请求权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诉权和请求性质以及功能来看，它们之间均无法相互代替。
理论缺陷
1、其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冲突，即当权利的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之力消灭后，意味着权利的另一要素――特定利益即无法通过强制执行力予以实现（即使在相对方不主张抗辩的情况下也应是如此）。如此一来，则权利人的主张（尤其是起诉）就变成无实体法的支持，即使相对方不抗辩，根据其基本理论，则法院自无支持的必要，势必又回到诉权消灭主义的老路来。即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之间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调和。
2、请求权基本理论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根据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债权是请求权产生的基础，而且请求权既具有实体法的功能（债权的功能），又具有程序价值上的功能，将其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是把其考察重点从程序功能转移到实体法范畴上而已，但这不意味着请求权的程序功能消灭。
综上所述，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诉权消灭主义更接近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抗辩权发生主义
的基本理论和立法规定有必要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技术进行调整，理论上的主要思路是：
1、由于请求权包含有客观上（实体法）的权利和程序价值上的作用、功能。因此，请求权不能因时效而消灭，即使将请求权规定于实体法中也应该如此。
2、从规定请求权这单一的角度，改变为同时规定请求权的反对权即抗辩权，即请求虽然不因时效而消灭，但经过若干期间后，立法上可赋予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强大到足于对抗请求权的效力。
3、经过上述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上的校正后，可以避免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法学类论文利的基本理论产生冲突，同时也可以避免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立法规定上的矛盾。
4、从社会伦理价值的角度来考察，诉讼时效的设立本来有违人类公平正义的原则，因此，有必要在时效的法理以及规定上调和其与公平正义原则之间的矛盾。 立法的完善
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稳定社会关系；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保证法院能够收集到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以正确地处理案件。
我国刑法确定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促使国家司法机关对触犯刑律的公民或法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追究，对行政
诉讼而言则是享有诉权的公民或法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权将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告上法庭。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对于行政诉讼而言这一立法目的同样存在。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没有使用“诉讼时效”一词，而是使用了“起诉期限”一词，规定经复诉的，应在15日内向法院起诉；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期限为3个月。 根据我国的诉讼立法和十年来行政诉讼的实践，应当将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进一步完善，至少作以下五方面的修改；一、使用诉讼时效而非起诉期限的法律术语；二、为了更加充分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诉权，将现行应经复议的在15日内，直接向法院起诉的，在3个月内起诉的规定一并规定为两年的诉讼时效。不再由最高人民法院作有关的司法解释；三、规定当事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并规定已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的证明责任应当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四、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法律又没有规定作出行政行为期限的，当事人可在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或提出请求2个月后即
可提起诉讼，此种情况应当认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是一种持续状态。但最长应在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或提出请求之日起5年之内提起诉讼；五、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笔者认为：应（1）明确提出要求的方式及对象，如可通过口头、书面、邮寄、第三人转达等方式向债务人提出权利主张，该主张既可向债务人直接做出，亦可向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财产代管人等提出。 （2）明确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方式，义务人对权利人的同意履行表示，可以各种方式作出，以口头或书面对权利人或是代理人作出通知，请求延期给付、提供担保、支付利息或租金、清偿部分债务等义务人的行为，在法律上均应认定构成同意。
法律行为的论文范文 第19篇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着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ft,由_Recht_和_Gesch?ft_组合而成,其中_Gesch?ft_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_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