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典型案例简介范文 第1篇
一、指导性案例的编纂
1、发现机制
指导性案例,之所以能对其他类似案例产生指导意义,这与指导性案例典型性、复杂性、突破性、先决性分不开的。在入选标准方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的应至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易发、多发案件,适用法律精当、有典型代表意义;(2)疑难复杂案件,裁量准确、有突出借鉴意义;(3)新类型案件,正确运用法律原则裁判,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对社会价值取向和未来法律发展有明显积极意义;(5)其他类型案件,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条款有普遍指导意义。要从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例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查找具有指导性的案例,需要一定程度法律素养,劳动强度之巨也是难以想象的,仅靠少数法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来发掘是完全不够的,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建立一套下级法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法院上报指导性案例的机制,而这些指导性案例上报程序,与当前法院系统内部案例上报体制相比还是有着更高的制作标准和程序要求的,如所报案例必须附有判解意见,典型意义和指导性案件范围,以及需通过本院审委会讨论通过等;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也可就亟待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或典型复杂、疑难案件情况进行分类汇总,确定案例指导的重点,向下级法院征集相关案例,有针对性地研究确认哪些案例能够成为指导性案例;再次,作为指导性案例发现方法的补充,各法律院校、律师团体及其他法律职业者,也可就指导性案例进行推荐,从而进一步拓宽指导性案例选送渠道。
2、审查机构
肖扬同志曾经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推广案例指导制度;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案例指导办案,但不宜同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相抵触”,由此可见,指导性案例的主体应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而指导性案例决定机构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因为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对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绝大多数的质疑集中于审委会只重视这三大职能中的第二项,即“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而忽略了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的问题”这两项极其重要的职能,而相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有可能是重大或者疑难案件,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将这些具有指导、示范意义的案件上升到审判经验,便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具体操作。这就必须由审判委员会去发挥后两项被弱化的职能,实际操作中可采取如下模式:在日常事务性工作方面,可增设新的机构如“指导性案例编纂委员会”,并由一、两名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指导性案例的初步遴选工作,由其初步审定后,再由其提交到审委会讨论决定。
3、确定程序
在入选程序方面,各级人民法院可将已生效的符合上文中实体条件的案例逐级上报,但是所有报送候选的案例应由该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报送案例应按规定的格式撰写,并附有判决书,如前所述,对于审判实践中重大疑难问题与亟需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向各人民法院和社会上法律界人士如:律师、检察官、学者征集相关案例,从中择优选取。作为指导性案例上报的案例到达高级法院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应予以严格审查把关,有利于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并提高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相应地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设立指导性案例方面的专职审委会委员的以减轻其他审委会委员的工作压力,讨论程序上指导性案例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多数通过。
4、撰写内容及框架
在美国,每一个判例,一般都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判例的标题,例如:“××诉××”或者“关于××的破产案”等等,在标题后,便概述法院判决意见的概要,间或也包含律师的论据摘要,或案例报告人对事实的陈述,之后便是正文部分,这部分是法院的意见阐述,也就是法官对案件所阐发的判决理由,以及法律观点的分析,这些是判例中的权威性部分,核心要素,最后是判决的结论,如维持原判、反判、发回重审等等。至于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撰写形式,笔者认为,现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公布的案例形式较为可行,但重心和着眼点应落实在三个方面:一是裁判要旨必须突出裁判所衍生出的法律规则;二是突出裁判说理;三是要提炼出案件的关键词,尤其是案由和技术性语言,便于检索和查询。此外,应按照案例指导性的不同,区分类型,并根据情形不同区别编纂:如系法律法规整理的,将案例案号附于相关法律条之后;如系案例汇编的,可根据时间,相关法条秩序等方法予以汇编。但不管采取何种体例,其目的应只有一个,即为便于检索、援引。
二、指导性案例的推广应用
如前所述,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已具备了法律土壤和制度基础,最高法院和各地法院也在不断地探索案例指导制度从应然走向实然之路。如何实现指导性案例的内在价值,就成为了编纂者们最为迫切的内心需求。从目前我国法院的现状来看,法官对如何适用法律,已经轻车熟路,法官对各种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奉之为“金科玉律”,甚至沦为了工匠般的“法律奴婢”,这是大陆法传统“演绎推理”的负面效应在裁判方法上的体现,然而,在最高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将各类型典型案例进行提炼,升华为指导性案例后,如何又将指导性案例指导于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革新。
1、载体
最高法典型案例简介范文 第2篇
［关键词］典型案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案例教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霍姆斯有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鉴于法学的实践性特点，蕴含丰富司法实践的典型案例，便是形成此类经验的重要源泉。作为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具有突出的“社会法”属性，教师应当结合其学科、教学特点，高度重视典型案例在该学科教学中的功能。诚如知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学知识，还要担负起培养学生各类法学技能，使其成为能胜任实际法律工作的“法律人”的重任。[1]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制度得以普遍采用，其是指法官依据一般习惯、司法实务之原理、同一法域之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先例[2]，对下级法院判案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案例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中国，将典型案例贯穿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之中，加强案例教学的研究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法律适用技术和司法裁判质量，促进法学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3]
一、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特点
不同学科、课程的教学特点一般决定了其教学方法的采用。正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特点，决定了典型案例在该学科教学中应有的功能。
（一）教学内容上，强调知识性与制度性的统一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内容，不仅应包含法学知识的讲述、传授，还应包含对该领域现行法律规则、制度的分析和阐述。后者只有结合典型案例，通过鲜活个案的讲解，才能够展示出具体法律规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又能达到教学上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目的。
（二）教学方法上，强调理论性与实践应用性的统一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在其教学中应贯穿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方法。在教学中，教师既要按照传统方法讲授有关劳动权、劳动关系等理论性内容，更要通过课堂研讨、专题报告、“诊所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创新和组合，强调这些理论、规则和制度的实际应用价值；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学生理解、掌握应用方法，提高实践技能。
（三）教学目标上，强调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统一
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统一是法的固有特点[4]，对于社会作用的强调，应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劳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倾斜保护，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地位，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因而它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为本位的。[5]可见，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独特的社会作用，使得有行业、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功能。
二、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典型案例的范围
典型案例因其独特的内容、作用和价值而获得了教学上的重要意义，成为深化课堂教学内容，训练、提升学生法律思维能力与法律实践技能的有效素材。教师如何从丰富大量的司法案例中，选取出符合“典型”特征的案例，为教学所用，可以在以下三种案例范围内综合考虑。
（一）司法机关的各类典型、指导性案例
根据中国现行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会不定期从各级人民法院的判例中，选取符合法治精神、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作为某一部门法领域的指导性案例公开，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判类似案件的参考。其中包括实践中较为新颖或疑难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领域案例。
（二）具有法律解释、适用方面特殊功能的案例
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往往比较抽象，容易导致局限性，通过司法案例可以有效地解释法律原则、规则的内涵，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标准，从而不断赋予成文法新的活力。在中国，在法律解释、适用方面具有特殊功能的案例因其上述功效，不仅应当得到高度重视，还应当通过教学，进一步充实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有关理论和规则。后文详细阐述的有关职工工伤认定的案例便属于此类。
（三）具有较高行业、社会影响力的案例
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社会属性较强的部门法领域，一些司法案例在回应社会关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往往具有较高的行业、社会影响力，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航空公司飞行员集体“跳槽”、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违约金等案例。此类案件的裁判通常经过了严格的斟酌和程序，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预测和指引。
三、典型案例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教学中的主要功能
在选取出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应结合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有关知识点，通过多样化的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其主要功能，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下笔者就结合有关典型案例来具体讨论。
（一）通过典型案例辅助学生理解知识要点
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教学中，公司许多知识点需要结合典型案例予以阐释，分析有关要点、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内涵，以促进学生对此类知识要点的理解。中国现行《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了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和劳动者的说明义务，包括“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究竟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情况属于该条款的范畴，尤其是“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这一要点的界定，在实践中往往有争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审受理的“北京某科技公司诉徐某劳动争议案”中，被告徐某在原告北京某科技公司从事产品推广工作。在入职时，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告知原告其未婚，并保证其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否则同意离职。之后，被告怀孕住院，原告以被告未如实告知婚姻状况，构成欺诈为由，将其解雇。被告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之后，案件又被诉至法院。该案的争议焦点即为“被告的婚姻状况是否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被告没有如实告知用人单位其已婚的事实，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经审理，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婚姻状况与劳动合同并无直接关系，被告并无向用人单位如实说明其婚姻状况的义务，因而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第8条的规定。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维护生产、劳动秩序，给予劳动者奖励和处罚的重要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要求用人单位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在制定、修改或决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某工业公司诉王某案”中，王某与某工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该公司的品质检验员，并约定了合同期限、试用期及工资等事项。其中，合同还约定：王某如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公司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其他重大损害的，该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无须支付经济补偿。2013年9月，王某在工作时触按机台操作按钮导致一同事手指被烫伤。之后，该公司向王某发出《违纪处罚通知书》，以王某违反安全规则越过防护隔离挡板进入员工操作机台区域，触动按钮以致机器运作产生损害为由，对王某给予警告处分并扣分。2014年3月，公司再次发出违纪处罚通知，以王某隐瞒、编造事实为由，对王某给予警告处分并扣分。根据该公司《奖励与惩罚规定》，员工违纪累计扣满10分，公司将与其解除合同，因而公司与王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并拒绝给予其经济赔偿。原告王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工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工业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奖励与惩罚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应当履行《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的讨论、协商和公示程序，但被告未能就该规定的内容及其公示、告知程序等事实进行举证，因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二）通过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解决身边的问题
在大学校园内外，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打工兼职、实习的情况越发普遍，有关在校学生劳动关系的认定也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事关学生的切身权利，容易激发其关注、思考和解决的兴趣，以此为契机，通过典型案例阐述有关法律规则、制度的适用，足以带来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李某诉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中，对于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以就业为目的的实习、短期打工兼职而提供劳务的情形，作了法律上的认定。该法院认为，李某作为在校学生，在暑假期间向某公司提供相应的劳务，该行为并无在经济上依赖于某公司长期获得生活来源的意思，也未体现出向某公司提供较为长期、固定劳务的意思，双方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并无建立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劳动关系的合意。上述事实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李某与该公司之间应按照劳务关系处理，故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实践中，如果应届毕业生以就业为目的进行实习或提供劳务，用人单位明知此种情况而实际用工的，二者之间应当成立劳动关系，可以签订劳动合同，而已经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效的。
（三）通过典型案例提高学生理解新修法律的能力
由于现实的需要，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领域的法律法规处于不断发展、更新中，教师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关注新近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提高其理解、适用它们的能力。新近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一罪名，作为刑法第276条之一。即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袁巧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浙江某工艺厂负责人，从2011年初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并于9月初突然逃匿，手机关机无法联系。9月9日，该地人事劳动保障局发出指令要求其支付工人工资，县法院对其机器设备进行财产保全。至9月21日，袁某仍未如期履行。经调查，该厂共计拖欠工人工资约29万元，案件被移送至县公安局，立为刑事案件。次年1月19日，袁某投案自首。经审理，法院认为，袁某以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29万余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某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认定袁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四）通过典型案例强调社会责任的法律保障
劳动与社会保障事关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无不强调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凸显出该法律部门的社会属性。通过典型案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并引导他们从具体司法实践中归纳裁判要旨。2013年7月，某电气有限公司组织公司职工进行户外拓展训练。70名职工到达培训基地后，次日下午参训员工集体进入该训练基地周边的景区游览。游览过程中，职工潘某拍照时不慎落入水中，职工杨某等三人听到呼救后跳入水中营救，后潘某被成功救起，杨某和另一员工不幸溺水身亡。该案中，杨某的身亡事故能否认定为工伤？该案的争议焦点有：游览活动是否属于户外拓展训练的一部分？杨某跳水救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伤情形？经审理，二审法院认为，户外拓展训练活动的费用由该单位统一支出，活动由其统一安排和组织，根据该活动计划，游览景区也属于户外拓展训练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职工杨某因救落水同事身亡，其行为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规定的情形，即“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法院的上述终审判决，不仅充实了有关条款的具体适用，更从司法角度强调了对于社会责任的保障。此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2项的规定，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应当视同工伤。杨某的救人行为应当属于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见义勇为行为。肯定维护社会公德、保护社会公益的行为，落实社会责任，给予受害职工社会救济，使正义行为发扬光大，最终保障国家、公众的整体利益，也应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法学案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J］.法学，2013（4）：40.
［2］王泽鉴.英美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4］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林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最高法典型案例简介范文 第3篇
法律分析
理财产品质押的交易模式和法律性质
当前，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逐渐成为城乡居民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为满足理财产品持有人盘活和充分利用其理财资产并用以融资的实际需要，商业银行向市场推出了理财产品质押贷款。所谓银行理财产品质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以其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作为质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在对借款人理财产品所对应资金账户采取冻结支付手续后，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在借款人到期不能清偿贷款本息或发生其他约定的情形时，银行有权以该理财产品的市场价值优先受偿。在实现质权时，银行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待理财产品到期且对应的理财本金和收益到达客户理财资金账户时，直接将该账户中的资金扣划并用于清偿贷款本息；二是在银行贷款到期且未获清偿时，根据银行与出质人之间的约定，提前终止个人理财产品协议，然后将提前赎回理财产品应交付客户的理财本金和收益扣划用于清偿贷款本息。
从银行理财产品质押的交易模式可以看出，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属于权利质押。权利质押，是指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财产权利设定的质押担保，在债务人未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依法处置该项权利中的财产利益并优先受偿。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质押担保的一般权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具有财产性，可用金钱评估其经济价值；具有可转让性，质权人可通过转让处置该权利来实现其债权；易于设质，在设立质权和实现质权时容易操作。在银行理财产品质押中，客户基于理财产品对银行享有的是一种债权，具有经济价值，包含理财本金和收益。这种债权不属于法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权利，而且在设定质权和实现质权时非常便利。因此，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在法律性质上可以纳入权利质押的范畴。
虽然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权利质押的范畴，但是这种权利质押目前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我国实行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规定的质押包括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种。《物权法》在第223条列举的可质押的财产性权利，仅包括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以及应收账款等，并未明确规定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如果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新的物权形态不断涌现，如果采取过严的物权法定标准，不利于保障新经济形态的秩序稳定和金融债权安全。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担保物权也呈现了一种柔性适用物权法定原则的趋势。目前，越来越多的法院生效判决都认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有效，判决银行对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具有优先受偿权。
理财产品质押贷款合同的有效性
根据《_电子签名法》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第九条规定，数据电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发件人发送：第一，经发件人授权发送的；第二，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第三，收件人按照发件人认可的方法对数据电文进行验证后结果相符的。本案中，左某与某支行之间签订的《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约定，客户证书指用于存放客户身份标识，并对客户发送的电子银行交易信息进行数字签名的电子文件，银行为客户提供证书存放于U盾中；银行根据客户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业务，对所有使用客户在银行设定的身份标识信息，并按照客户在银行设定的身份认证方式（包括密码、客户证书、动态口令等）通过身份验证的操作均视为客户所为，操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银行处理电子业务的有效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