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1篇

我今天是接受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为被告胥敬祥提供法律援助而坐在今天的辩护席上。然而，在我的执业经历中还未曾有过今天这样的沉重、欣慰和激动。沉重的原因在于本案的被告已经在_服刑13年；欣慰的原因在与冲破种种阻力终于再次开庭公开审理本案；激动的原因，更在于今天是我坐在自己经历过的也是河南省第一起检察机关以被告无罪抗诉案件的辩护席上。

刚才法庭调查时，公诉人举证证明，原一审、二审判决书认定胥敬祥构成抢劫、盗窃罪的证据并不充分，作为辩护人和被告是完全同意的。但原经过的两审法院仍以抢劫和盗窃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检察院依职权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抗诉的形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以期还本案事实的真实面目，我们感谢检察机关。今天的法庭审理，辩护人和公诉人没有任何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的意见冲突，也没有控辩双方在证据上举证、质证的对抗，从而少了许多辩护人为保障被告人权益应当努力寻找无罪、罪轻证据、发表辩论意见的工作量。现在从综合全案所有的证据提出以前的两级审判决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管辖方面的问题：第20条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9次多人蒙面入室、持械、拦路抢劫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是特别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刑事犯罪，已经能够判几个死刑了，其第一审的管辖权应当在中级人民法院，周口两级法院经过协调却由基层法院审理。如果对这样一种特别严重的9次多人蒙面入室、持械、拦路抢劫能够成立，而仅仅判处15年有期徒刑，就是对犯罪分子的放纵，是重罪轻判，对这种放纵本身就是两级法院的严重失职，也是枉法裁判。而正是因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不能成立，但又不愿意给一个无故的人一个公正的待遇，宁可错上加错，强行在基础法院起诉并处以刑罚。这是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违法行为，而绝对不是能降格处理的问题。

审判期限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宣判，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经省级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二审期限同一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是97年1月1日正式施行，从修正后的诉讼程序来看，一审和二审的审理期限仅仅三个月，而案件卷宗中也没有相应的延期审理的批准程序，又是严重违反诉讼法的行为。

证据方面的问题：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搜查笔录应当由他的家属签名，如果拒绝签名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原两级审判认定的事实的证据没有凶器、没有物证、蒙面的面具，只有不能互相印证，并且自相矛盾的证言。该证言也没有经过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安侦查二卷显示，搜查胥敬祥家的搜查证上的签名不是张玉平，也没有注明原因。其搜查从根本上就是违法的，依据该搜查等到的物品也就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检察院的职责不仅是指控犯罪，而且还要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案例。在检察机关处理其他案件发现了这起明显错误的案件，纠正起来也是那么的难。两级检察院和法院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些压力下，宁可违反《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也不愿意对一个无辜的人得到依法处理。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而真正的犯罪却逍遥法外，这不仅是对无罪人的打击，同时还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还在进一步的危害着社会。

胥敬祥一贫如洗，家徒四辟，我们殷切期待着法院的公正判决。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2篇

根据鉴定报告可知，被害人XXX以前具有腰胸部外伤史，且被害人XXX本人询问笔录中亲口承认，其于2020年9月12日早晨7时45分左右，在其感觉腰胸部出现疼痛的前提下，强行进行大量户外运动，并于当日17时去北海医院就诊。从被害人XXX陈述可知：其一，在案发后其曾经进行过户外运动，因此最后腰胸部的实害后果可能为被害人本人于案发第二天在户外运动时自己所致；其二，被害人XXX已经60岁，且曾有腰胸部外伤史，本人在明知自己曾经有过腰胸部外伤史且腰胸部疼痛的前提下，强行进行长时间的户外运动，造成自身伤情的加重，其本人对自身伤情加重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被害人陈述可知， 实害后果的产生可能是由被害人在户外运动时自身所致，与被告人XXX案发当晚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且对于伤情的加重被害人本人一定负有直接的责任。

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3篇

关键词： 审查阶段

辩护律师

证据展示

不管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保障其权利的重要途径就是让其拥有充分的辩护权。众所周所，辩护分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以及指定辩护，而委托辩护是使辩护权延伸的重要途径，其作用和功效往往大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

国际公约和一些外国刑诉法对于保障委托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作出了很多相关规定。我国在1998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就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提前到审查阶段，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这一修改，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从《刑诉法》修改后9年来的司法实践显示，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行使并不乐观，“刑辩难”的现状并无多大改变，从而使人们对于这一里程碑意义的修改感到失望。笔者试图从我国法律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入手，比较国际先进立法，来探讨其不足及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现行《刑诉法》在审查阶段对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

1、辩护律师具有受限制的会见、通信的权利

根据现行《刑诉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辩护律师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在此阶段，辩护律师具有会见和通信的权利。会见和通信是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了解案情的两种渠道，辩护律师要想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了解更多有关案情，尤其是对其有利的方面，主要是通过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所以我国法律赋予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是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致的。但是，《刑诉法》在第36条中只是简单的说可以“会见”和“通信”，而对于如何会见、通信以及如何保障这种权利，法律并未做出相关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便会遇到各种的尴尬场面：①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室往往按有监控器，将会见的全部场景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②在会见的时间安排及会见的次数上受到很大限制，看守机关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规定、限制辩护律师的会见权；③辩护律师在与犯罪嫌疑通信时，往往需要经过公安看守人员的检查，主要是检查其通信内容。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保密权被剥夺了，这样就会导致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交流时，心里存有疑虑，使犯罪嫌疑人不敢把某些真相告诉其委托的律师。然而从国际上有关规定看：《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到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待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大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到谈话距离以内。另外，日本法律为保障辩护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秘密往来权，允许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接见。[1]

2、辩护律师有一定的阅卷权。

《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具有阅卷权，但是这种阅卷权是不全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阅卷的内容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于“诉讼文书”、“鉴定材料”的范围包括哪些，《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第319条第2款：“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了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 第3款规定：“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

鉴定、技术性鉴定”等由有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阅卷的方式：查阅、摘抄、复制。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律师无法接触有关案情的案卷，更看不到相关证据，这样也就很难对于控方的指控提出实质可操作性的意见，也就不能很好地在此阶段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阶段介入诉讼也就只有“花瓶式”的摆设意义。《关于律师作用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依此规定律师可以查阅所有有关案件的资料，至少有关案情的记载以及相关证据应被查阅。美国联邦法院制定了一条“先悉权”原则，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查阅被告人向警察官员或大陪审团所作的供词或陈述。[2]（2）对于阅卷的地点：《刑诉规则》第322条第2款：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应当在文书室内进行，这种查阅是在公诉人的监视下进行的。在查阅卷宗地点方面，《德国诉讼法》规定得更有利于辩护人：辩护人声请检阅卷宗者，应各允其将该卷宗携回住所检阅（但不包括证据）。[3]（3）对于阅卷次数，相关法律、法规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以上可以看出，国际条约和外国诉讼法在审查阶段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要比我国充分得多。

六部委关于《_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第13条第2款规定：“法律过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认为在侦查、审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调取证据材料，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问题：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权查阅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及证据，而在审判阶段，公诉人又不将此证据移到法院，辩护人从何处能知道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呢？既如此，辩护人又如何能向法院申请要需要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呢？

3、辩护律师有不充分的调查取证权。

《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近亲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以上我国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我们解读出以下信息：（1）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或其他单位收集证据，但是得经证人同意，若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收集证据，也即是否向辩护律师作证成为证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而《刑诉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此条规定的证人作证的义务是否仅相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遗憾的是，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试想：若答案是否定的，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收集证据要经证人同意，便与此条相矛盾；若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证人于司法机关就有作证的义务，而对于辩护人作证却成为了一种权利，这样作为控方的司法机关与作为辩方的辩护人间的不平等体现的淋漓尽致。（2）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首先要经检察院同意，其次也要经过证人的同意，若检察院不同意便无从向其收集证据了。在取证难的今天，作出如此规定岂不是雪上加霜？这种对辩护律师取证权的限制，实质上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控方是不对等的，甚至是徒有虚名的。

4、审查阶段无法律援助内容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它是针对特定人设定而由国家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的制度。我国《刑诉法》第43条、《律师法》第6、41、42、43条都对法律援助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是规定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才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在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没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根据国际刑诉法标准：被追诉人如未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有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依此标准从侦查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就享有这一权利，而我国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才有 。从审判阶段才进行法律援助，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是最容易侵犯犯嫌疑人的权利阶段，对于很多需要法律帮助师又无力聘请律师的嫌疑人的弱势群体（与现代型的强大国家相比在强悍的刑事被告人也是势单力薄的弱小人物 [4]）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很显然，这是不公平的，同时，这也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不完善。

二、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是适应我国所吸收的审判模式的需要，实现控辩平衡的需要。从我国审判模式的改革可看出，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方向发展的这种模式不仅体现在审判阶段的法庭上，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尤为重要。只有辩护人拥有能够足以对控方相制约的权利，才能体实现控辩平衡，对控方形式一种监督力量。通过以上《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可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中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都有很大限制，一种权利在受到过度限制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种权利的设定能起到多大作用，就像一名赤手空拳的拳击手在赛场上，可想而知。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有限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还往往被剥夺，使辩护律师很难行使其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强大的控方，更多情况下是无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完善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成为一种可以与之抗衡于的力量。

其次，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法权益的需要。最近报道出来的冤假错案一则连一则，如最近影响很大的余祥林案。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套完善且有效的辩护制度，辩护人不能有效地保护犯罪疑人的利益，审判及检察机关对于辩护人的意见不能认真、理性地对待。如果我国的辩护制度比较完善，那么余详林之类的错案或许就会少一些。

再次，是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的要求。从我国规定与国际要求来看，在辩护制度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条约都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要想缩小这种差距与世界法治接轨，只有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

三、关于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构想。

1、完善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

律师在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在不被窃听，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进行。辩护律师随时都有会见的权利。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通信秘密，应得到保护，执法人员不得随意检查通信内容（涉及国家秘密性质的犯罪案件除外）法律对于以上权利的保障应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在实践中以法律的含混来侵犯辩护律师的权利。

2、取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

辩护律师在向证人取证时，应取得和司法机关同等地位，即证人都有向其作证的义务；辩护律师在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要经检察机关同意的限制也应取消，不应将取证权决定在控方手中。实践中往往检察机关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调查取证。即然赋予其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应该让其充分行使，这也是国际的要求。

3、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确保辩护律师的知情权。

我国《刑诉法》未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双方对各自拥有的证据带有神秘性，特别是公诉机关，只是在法庭上才出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很多情况下公诉人并不出示。为了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使公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资料来原平等，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并通过控辩双方信息交流，防止审判的拖延秩序，确保诉讼的高效率，应该建议，审查阶段证据展示的内容不仅包括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还应包括不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

4、在审查阶段确认犯罪嫌疑人有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将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权提前到审查阶段或者侦查阶段，保证犯罪嫌疑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应得到法律援助权利。为了不降低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援助的质量，国家应给予财政资助。实践中提供援助的律师也并不尽职责。为此法律应作出全面的规定，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李建明：《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 同上

[3]（德）克劳思·罗科言著，吴丽琪译：《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4篇

1、江苏A科技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2、江苏A电讯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3、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

4、贵司出具的《A财务情况》;

5、贵司向X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质保金《收据》;

6、贵司向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售后服务费《收据》;

7、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

8、双方20xx年7月的对账单。

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5篇

龙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龙）公（刑）鉴（伤检）字[2020]215号鉴定书载明：“伤者腰胸部有外伤史；影像学资料显示：右侧4-7肋新鲜性骨折、胸12，腰2新鲜性压缩性骨折，分别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条、之规定，分别构成轻伤二级、轻伤一级。”首先，根据此鉴定报告无法证明上述骨折是由被告人XXX的加害行为所致，被害人XXX本身具有腰胸部的外伤史，在无法具体查明腰胸部外伤史的前提下，不排除上述腰胸部新鲜性骨折处以前曾经受过外伤甚至是骨折的可能性。

其次，《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了伤病关系处理原则，其规定：“损伤与既往伤/病共同作用的，即二者作用相当的，应依据本标准相应条款适度降低损伤程度等级，即等级为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的，可视具体情况鉴定为轻伤一级或者轻伤二级，等级为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的，均鉴定为轻微伤。”鉴定报告中载明的腰胸部多处新鲜性骨折损伤程度确实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条、之规定，分别构成轻伤一级、轻伤二级。但是并没有具体载明被害人XXX腰胸部具体的外伤史且在此次损伤中既往伤/病所发挥的作用。

综上，根据鉴定报告内容，在无法具体查明腰胸部外伤史以及外伤史在本次损伤作用的前提下，不能排除上述腰胸部新鲜性骨折处以前曾经受过外伤甚至是骨折的可能性。且在鉴定报告无法或没有载明被害人既往腰胸部外伤史对此次损伤发挥何种程度作用时，根据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原则，不宜直接认定被告人XXX对腰胸部一二级轻伤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二、案发后至被害人XXX住院，长达24小时，无法证明被告人的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被害人XXX与证人戚欣大（XXX配偶）的询问笔录均载明，案发日为2020年9月11日18时左右。案发日当晚被害人已经报警且没有追究被告人XXX任何法律责任。2020年9月12日17时左右，被害人因腰胸部疼痛住进北海医院。根据二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其一，被害人XXX于案发当晚在警方出警的前提下没有追究被告人XXX任何法律责任，说明当时并未出现损害后果，XXX本人也无明显的疼痛感。其二，案发当晚距离被害人XXX去北海医院就医的时间长达24小时之久，在这24小时之内无法排除最后腰胸部骨折的实害后果为被害人本人自身抑或第三人所致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被害人XXX在案发当晚并没有追究被告人XXX任何法律责任，证明当时并未出现腰胸部骨折的实害后果，至少当时被害人自己都认为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实害后果，在此前提下，被害人于案发后长达24小时就医，无法证明相应的实害后果与24小时之前被告人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从常理上分析，被害人XXX案发时年龄已为60岁并发生多处骨折，当时就应该无法行走，至少有明显的疼痛感并及时就医，但案发后被害人将近24小时才去就医，这本身就说明其伤害后果并非被告人行为所致。

辩护人意见书范文 第6篇

根据上诉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如果继续诉讼，需要厘清以下问题：

首先，若是能够找到主合同，且主合同中约定为代销关系，则贵司与江苏A科技公司对于库存货物的结算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来解决;如果没有约定，在代销关系终止后，贵司作为受托人，应将尚未售完的库存货物返还给委托人。

目前，本所律师并不知悉江苏A科技公司举证期限是否届满，若未届满，则不排除其仍有补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的可能，加之法院对举证期限的要求并不严格，即当前尚不能确定其最终会提交何种证据材料。

其次，若其最终仍未补充提交证据材料，则法院能否仅仅根据“往来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合法抵扣”即判定双方为购销合同关系呢?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作为增值税征税范围内的销售货物，包括一般的销售货物、视同销售货物和混合销售等几种情况。所谓视同销售货物，是指X些行为虽然不同于有偿转让货物所有权的一般销售，但基于保障财政收入，防止规避税法以及保持经济链条的连续性和课税的连续性等考虑，税法仍将其视同为销售货物的行为，征收增值税。其中，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也是视同销售货物的行为，同样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增值税发票也并不能排他性地证明合同性质必然是购销合同。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合同性质。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据此，买方接收增值税发票或将增值税发票抵扣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已经收到货物。即使卖方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增值税发票交付给买方，也不能完整排他地证明卖方已经将货物交付于买方。通常在实践中，法院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其它证据和情况推定X种事实的存在。开具发票的一方当事人以增值税发票作为证据，如接受发票的一方当事人已将发票予以入账或者补正、抵扣，且对此行为又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或举出证据反驳的，则通常开票方所主张的合同关系的成立及履行事实可以得到确认。因此，若届时江苏A科技公司间补交的相关证据能够初步印证贵司与其存在购销合同关系，结合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中关于法院目前倾向性意见的表述，则法院认定为购销合同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若双方最终被认定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则根据贵司出具的《A财务情况》显示，江苏A科技公司有权另行主张库存的419台货的货款，金额为315140元。当然，其是否能够完成举证义务(包括诉讼时效的举证义务)，并不在本所律师能够判断和掌控的范围。

最后，无论是被认定为代销关系还是购销关系，江苏A科技公司若能向法院补充提交20xx年7月由贵司出具的《对账单》原件，则对双方尚未结算金额为99580元是确定的至于贵司在《A财务情况》中陈述:双方对账单确认的未结算余额99580元中已包含质保金20xx0元，若要得到法院支持，贵司应补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若不能补充，则贵司可根据向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款项为20xx0元的《收据》中收款事由为“售后服务费”而非“质保金”，结合交易习惯来作合理抗辩。

至于江苏A电讯公司诉称的返还1万元质保金的诉请，本所律师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江苏A电讯公司与贵司发生合同关系的终止日期，也没有证据表明在20xx年6月22日后向我司主张过权利，不能以贵司与其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即认定其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建议以“超过一般诉讼时效”作为抗辩理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找到主合同以前，建议以调解结案的姿态请求法院协调，若能按照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中陈述的调解方案谈判(即对方同意在不要求贵司返还库存的前提下，在10万元以内(注:具体数额请领导批示)一次性解决贵司与其众多关联公司(还包括未进入诉讼程序的百德公司)的所有货款纠纷)。可以考虑接受!

提示：若对方(包括但不限于江苏A科技公司、江苏A电讯公司、百德公司)提出的一次性打包解决所有货款纠纷，贵司能够接受，则建议可由其他相关公司(包括江苏A电讯公司、百德公司等)向贵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待债权集中于江苏A科技公司名下后，由贵司与江苏A科技公司通过协商一并解决。